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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独立性受到了干扰

  在过去十年,也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央行面临一种深刻的矛盾——尽管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并没有预见到危机来临,但他们对缓冲经济后期陷入下行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央行也测试或逾越了其使命的极限,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奖赏”就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新权力。

  1997年,英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设立了以英国央行、FSA和财政部三家为主的金融监管架构。新设立的FSA负责监管包括银行和保险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市场操作、合规等行为,成为伦敦城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但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暴露了FSA监管的众多不足。保守党上台后,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本宣布在2012年底进行“历史上最彻底的金融改革”,最彻底之处就在于将工党设立的FSA扫入历史,代之以英国央行下属的审慎监管局PRA。

  令塔克最为担心的一点是,技术官僚或央行家已经成为了“权力过于强大的公民”,但他们却不具有选举的合法性。同时,对政局丧失信心的西方选民则变得更为青睐具有煽动性的民粹主义领袖,这也导致央行政策不时受到这类政府的“口头干预”。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抨击美联储加息会阻碍经济扩张。也正因如此,央行的独立性受到了干扰,这本身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运行。

  如今,欧洲国家则严重依赖于欧洲央行的宽松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日本央行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盯住在0的任务,在塔克看来无异于将日本巨大的国家债务货币化。但是要落实塔克的建议(监督“未经民选权力”)也并非易事,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现在普遍陷入了深度分裂之中,很难想象美国两党能对美联储的权限范围达成共识;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反对党工党也对国家是否应该加大开支而持相反意见;欧元区国家至今也未采取任何重大的结构改革措施,来强化这个单一货币区。塔克也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央行也只能是“镇上唯一的游戏”。

  比起各界更多讨论的央行独立性,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在新书《非民选权力:对央行行为和监管国家合法性的探讨》(Unelected Power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in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央行究竟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应该拥有所少影响力?央行等技术官僚并非经过民选诞生,政府是否已将过多的责任委任给了央行?如果政府做得不好,选民可以让政府下台,但政府并没有任何权力去辞退央行官员。虽然危机至今,央行似乎完美地应对了诸多挑战,但如果未来央行失败了呢?又要由谁来监督、问责央行?

  英国央行或许是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最“扬眉吐气”的央行,在2010年保守党上台后重新拿回了1997年金融改革期间被抹掉的监管大权,将工党上台后设置的金融服务局(FSA)收归旗下。

  似乎央行本身也并不愿意承担不断扩张的“非民选权力”。例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数次呼吁政府应该推出结构性改革,光靠央行的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目标,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曾表示过类似的观点。

  如今,全球央行倾向于盯住一个2%的核心通胀目标,然而危机后的十年,不论放了多少水,2%的目标迟迟无法实现,这一问题在欧元区尤为突出。

  塔克也在书中提及,被誉为最具权威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曾提及——央行的使命就是在派对渐入高潮时撤走酒杯,英国央行重新获得了监管银行的权力,央行家正在被卷入深刻的政治决策漩涡之中,政治家则大多依靠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来逐步调整危机后疲软的增速。然而,过去的成功并不确保央行未来也必能胜任!

  在他看来,政客如果做得不好,那么选民会用选票来进行表决,让他们下台,但央行未经民选,更关键的是,即使犯了错,也无法接受经民选的政治家或者选民的监督。面对不确定激增的未来全球格局,塔克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更加突出,也可以说,塔克是对央行究竟还能凭一己之力托举经济多久而深感担忧。

  塔克在采访中也提及,“在英国央行被赋予了如此多新使命后,曾还有人建议赋予英国央行承担监管资本市场的工作。我很坚决地说这是不行的,因为央行无法胜任这么多委任。”

  鉴于西方民主国家深度分裂的现状,原标题:UNELECTED POWER丨2018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这次全球央行彻底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时间必然会晚于下一次衰退的到来,塔克相信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而其他多数发达国家的央行被赋予了监测和消灭资产泡沫的责任。这也是如今众多央行所陷入的矛盾。而导致风险已越发显现。

  同时,因此他们往往会等很久,这在英国、欧元区也是如此,届时伤害就已经难以避免。央行并不应该具备财政分配的功能。但事实上主人总是并不想扫兴、过早结束派对,这种决策决定了政府应如何融资、如何进行收入分配等。很难想象美国、共和党会对于美联储的权限范围达成共识,可见塔克的建议仍是知易行难。塔克在一次采访中提及,但事实上,而央行工具箱的工具也越来越少,

  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的权力、地位不断强化,且量化宽松(QE)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大行其道,但政府似乎并无突出作为,甚至指望央行持续承担起托举经济的任务,民粹主义领袖的不断涌现也加剧了这一问题。

  美联储在危机后也变身为“超级央行”。美联储成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提高审慎监管标准,防范金融机构出现“大而不倒”的局面;同时,为了加强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在美联储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统一原本分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监管信用卡、按揭贷款等个人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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